农业要闻
刘奇: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追求“九园之乡”

发布时间:2021-03-15 10:30:02  浏览次数:

       导语: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,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奇,在《中国发展观察》2021年第1期发表文章《九园之乡:中国乡村的未来》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建设什么样的乡村,是乡村振兴的元问题
。中国的乡村与非洲及南美洲的乡村不同,他们是“原始型落后”,我们是“文明型落后”。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,在漫长的岁月磨洗中,逐渐生成了各自独特稳定的居住环境、社会结构、风俗习惯、人际关系及运行机制等。复杂多元深厚的历史背景昭示我们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不是像在一张白纸上作画,可以随意挥洒,而应立足原风貌、原生态,做好传统与现代的衔接,古典与时尚的互融,传承与创新的契合。
       中国乡村的变迁,是迭代而不是换代,要宜居还需要宜业,保障食物更应有多种功能。因此,精准把握未来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、功能定位、价值逻辑及思维方式,是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关键。
       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是中央乡村振兴的宏观大政,要将这五大目标任务细化、实化、具体化,应以“九园之乡”的价值追求和思维逻辑,设计架构,定位功能,引领走势。


一是农民宜居宜业的家园

       给农民一个既宜居又宜业的家园,这是乡村振兴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。宜居宜业关键在于两个方面:一是生产、生活、生态、生意“四生契合”。有些地方进行村庄大规模整合,把老百姓安置到一个新地方集中居住,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了,但种自己的田要跑十几甚至几十公里,骑摩托或开车的油钱比卖农产品的钱还多,农民不满意。不仅要生产、生活契合,还要和生态、生意相契合。要创造“身在青山绿水间,心在唐诗宋词里”这样一个宜居的环境,同时还要做好市场开发,有好产品,能卖得出去,卖个好价钱;有好景点,能引来游客,让风景产生价值。不然,再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,市场不活跃,也是死水一潭。
       二是“三产融合”。中国人多地少,小农户需要兼业,应在发展粮食和特色种养业的同时,大力发展乡村的二、三产业。新鲜农产品采摘后,最好马上装进冷库。很多农产品加工应在乡村完成,如果把工厂建到城里,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合理。
       农业服务业,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,是当前我国农业最短的短板,美国农民300多万,但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从业人员却占美国总人口的17%—20%。应破除“谈农色变”的旧观念,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,为农民开拓“离土不离乡”的第三就业空间,为兼业者减少背井离乡的远征打工。只有“四生契合”“三产融合”,农民才能就近就地就业、宜居宜业、安居乐业。
       尤其需要关注的是,宜居宜业是当地农民的宜居宜业,不是外地人、城里人的宜居宜业。鞋子合不合脚,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知道。因此,乡村振兴一定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,让农民说了算,不能只顾宜居不顾宜业,更不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定位是否宜居宜业,这是我们未来乡村建设的大逻辑、关键点、要害处。


二是农品高效生态的田园

       高效、生态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。现代科技的植入,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,而农业的生态化远未成形。要实现农业的高效生态目标,应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理念。中高端现代需求就是有机、健康、绿色产品,目前我国的有机农业只占世界的6%,美国占47%。我国的有机肥施用占比不到10%,美国占比已高达50%以上。一亩高标准土壤,应有16万条蚯蚓,300公斤的真菌细菌,5%—12%的有机质含量。好土壤才能产出好产品。我国推行“减肥增绿”计划大见成效,但是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差距还远,化肥、农药施用量依然很大。目前世界上农药有3万多种,食品添加剂也有3万多种。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做了一个实验,将死人身体上有毒的垃圾清理出来,平均3—5公斤,占人身体重量的4%—6%。
       另据我国科学家研究,使用化肥生产的小麦,与使用有机肥生产的小麦相比,钙含量减少76%。100年前,美国农业部土壤所专家写了一本《四千年农夫》,记载了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农民如何运作循环农业、生态农业,认为这是东亚地区农业的奥秘。这本书现在还被美国农民当作“圣经”来读。而我们却把祖先创造的“天人合一”哲学思想和有机农业经验扔在一边,大学连美国农民都认为过时了的所谓现代农业,这是从学术界到政策界都应认真反思的大问题。
      从有利于人的健康视角看,生态农业也是高效农业,世卫组织研究表明,现在全世界有30多亿人吃不起营养平衡的健康饮食,我国就有3亿多人处在“隐形饥饿”状态,表面上吃得很好,但食物中缺乏必需的营养成分。要把“病从口入”变成“病从口出”,让人们吃出健康来,最简便廉验的办法就是变开发植物动物的“二物思维”,为开发植物动物微生物的“三物思维”,发展生态有机健康农业,直接通过饮食调节营养平衡。
      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思路,也是提高农产品价值的最佳捷径,中高端现代需求的农产品价格必然高于一般农产品。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就是要求发展既讲高产又讲高质的生态有机绿色农业,只有高产高质, 才能高效。


三是市民休闲养生的逸园

       纵观历史,人类财富积累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土地,第二阶段是机器,第三阶段是金融,第四阶段是教育,第五阶段是康养。如今人类正处于第五阶段,有人戏称现在是“忙人进城,闲人下乡;穷人进城,富人下乡;为生存的人进城,为生活的人下乡”,虽为戏言,但却折射出休闲养生已成为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。
       有关资料表明,中国人均每日休闲娱乐时间约为2.2个小时,而欧美国家约为5小时,这表明我国的康养产业拥有巨大的上升空间。而且,如今的消费结构与以往有很大不同,物质奢侈消费已逐步减少,健康养生消费比重正稳步增加。
      未来到乡村休闲养生的人群主要有四类:富人、老人、闲人以及高智商的人,其中老人为主要群体。我国“未富先老”的状态已经呈现,农村老龄化进程比城镇更快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概括为“诗意地栖居”,富有诗意的环境,能够点燃激情、激发活力,让人产生诗情画意的美感,比如看到一片荷塘,马上就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这样的诗句呈现出来。这种“诗意地栖居”才会让人产生和美恬静、舒适安逸的幸福感,才是适合人类休闲养生的理想状态。
       人类已经进入“大(大数据)、云(云计算)、移(移动互联网)、物(物联网)、智(人工智能)”时代,未来乡村建设,既要尽力而为,又要量力而行,因地因时制宜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,让“逸园”中人跟上时代,“逸”得现代。


四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

       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始于工业革命。工业文明理念追求“人定胜天”,笃信人是自然的主宰,人可以改造自然;而生态文明认为“人是自然中的一员”,应与自然和谐共处。
       未来乡村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,就必须破除“驾驭规律”“人定胜天”的旧理念,树立遵循规律、天人合一的新思维。规律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打破,只有尊重规律,才不会被规律惩罚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水、土、空气污染等问题,就是不尊重规律的后果。
       工业革命超越限度,即成危害,塑料问世曾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,今天已经成为最严重的公害,科学家研究表明,我们每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微粒,每人每周平均要吃进5克,相当于一张信用卡,这对人体会造成多大危害尚不得而知。塑料残留在土壤里会改变土壤性状和土壤结构,导致农作物减产。更严重的是,土壤里的塑料,可能几百年都降解不了。水多、水少、水脏,是人之与水关系越来越僵的矛盾点,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与水争空间。
       有调查显示,我国改革开放以来70%的城市化都是建在跟洪水争空间的区域。生态恶化,河水断流,2013年,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2.3万条,上世纪50年代是5万多条,半个多世纪减少一半多。
       乡村振兴在生态环境问题上,最紧要的是做好三件事:改土、治水、净化空气,使动物植物各安其家,快乐生长;让人与自然各美其美,和谐相处,创造一个山水田林河湖草、鸟兽虫鱼微生物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。


五是游子寄托乡愁的留园

       乡愁是中国人对家乡的特有感情。游子“叶落归根”,商人“衣锦还乡”,官员“告老还乡”。泱泱大国,炎黄子孙,对于家乡的情感关系可以用两个“真好”概括,年轻时终于离乡出游,“真好”!年老时终于归乡安居,“真好”!南怀瑾“三千年读史,不外功名利禄;八万里悟道,终究诗酒田园”是他的人生心得。纵观历史,古往今来,从贩夫走卒到文人雅士,从乡野渔樵到庙堂乌纱,他们的心路历程都表明“吾心归处是故乡”。
       今天我国正在高速推进城镇化,新中国成立伊始城镇化率仅约为16%,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60%。自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,跨越半个世纪,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几代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很多人还长期处于“一脚城里一脚乡”的两栖状态,他们对乡村的记忆和怀念深深地刻在脑海里,乡愁也是这几代人特有的情感,是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。留住乡愁,就是为他们留下那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,让他们在人生的后半场能够找寻到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的场景缅怀。
       因此,乡村建设,必须坚守“迭代”而非“换代”的理念。“迭代”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,决不可推倒重来,务必尽可能多地保持当地特有的原生态格局、原乡土风貌、原民俗韵味。
       传统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,中国的自然村落从改革开放前的400多万个已经减少到目前的200多万个,每个村落都蕴藏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,一个传统村落的消失也将意味着一种传统文化基因的消亡。保护传统,留住乡愁,并非排斥现代,尤其民房的改造,应遵循“外面五千年”(保持传统)、“内里五星级”(追求现代)的理念,让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。


六是农耕文化传承的故园

       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,村庄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载体。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,传统农耕文化正遭遇断崖式沉没。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,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呼声渐高,重视程度渐深,但在具体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其表象,如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、工艺品、木雕、戏曲、刺绣等等的收集、整理,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做好的工作,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理念、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建设的传承。例如,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是中国农民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农业哲学思想,它是中国农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,被国外学者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”。
       遵循自然规律是中国农业得以万年传承、生生不息的根本,中国农民想问题、办事情从来都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谨言慎行,不越雷池。这些思想的精华、思维的逻辑,应成为我们乡村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核心。历经成百上千年积淀,一些切实可行、长盛不衰的乡里制度,耕读传家的家风、家训、家教等优秀传统文化,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,需要我们收集、整理、传承、活化。总之,传承农耕文化不可只重表象,丢弃本质;只重形式,失去精髓。


七是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

       民谚云“小乱避城,大乱避乡”。这是因为乡村可以长期与外界隔绝,自我形成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,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能够在那里繁衍生息。陶渊明笔下“不知有汉、无论魏晋”的桃花源便是明证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,一些人便搬离城市,到乡间别墅居住躲避疫情。人类正面临诸多难以预测的移动性背景,当突发性新型灾难降临时,人口密集的城市没有退路,乡村的救助疏解功能显而易见。
       从更宏观的层面看,人与劳动的关系根据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,农业文明时期是“人与无偿劳动的抗争”,工业文明时期是“人与无益劳动的抗争”,计划经济时期是“人与无效劳动的抗争”,人类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,将出现“人与无处劳动的抗争”。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预测,未来世界是“1%的神人和99%的闲人” 组成。如何解决“无处劳动”的矛盾?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挥乡村的人口“蓄水池”和内循环作用,让赫拉利笔下的“闲人”到乡村去寻找生活的意义、价值和乐趣,使乡村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。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,有一种声音认为要“终结村庄”,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。
       有研究表明,我国的城镇化率上限为70%左右,意味着未来将有几亿人仍然生活在乡村,目前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13个。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,就必须有农业,有农业就必须有农民有农村,面对一个14亿张口的庞大群体,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。中国的村庄不会消失,因此,不可盲目终结村庄。城与乡就像一对夫妻,各有功能,谁也不能取代谁。


八是民间矛盾调处的谐园

       中国农民聚族而居,世代沿袭,形成村落。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,社会关系相对稳定。大规模撤村并居,一旦打破这种稳定与平衡,就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,乡村就会面临更多新的挑战。
       中国乡村的治理,历来依靠的是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,被称之为“第三领域”。自古以来,遇到兵荒马乱,王朝更替,只要某地有一位德高望重者利用这种力量鼎力维护,就能稳住一方,偏安一隅,待到新的王朝建立,便又马上和新生力量对接。城里人发生矛盾,靠的就是利用正规制度打官司,乡村如果单靠正规制度解决问题,恐怕一村设一个法庭,天天开庭都解决不完。乡村调处矛盾绝大多数靠的就是一些德高望重者出面调停,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十分有限。他们可以说是国与家、上与下、官与民、公与私的对接枢纽,是乡村各种矛盾的缓冲带。
       中央提倡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三治结合,把自治放在首位,就是对乡村这一传统治理精神的发扬光大。有学者指出,新乡贤通过调解民间纠纷、评判是非获得权威,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获得声望,通过维护村庄共同利益获得地位,在村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正是当下需要挖掘培育的乡村治理新动能。“乡村落后,需要按照城市文明的思维加以改造”,这是西方人的逻辑,是一种野蛮文明,在中国水土不服。地相近,人相亲,心相通,情相牵,邻里和睦,乡风文明,才是乡土中国的特色,才是治理有效的社会生态。


九是累积家园红利的福园

       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,“远亲不如近邻”,邻里在长期相处中建立起彼此信任、互帮互助的紧密关系,这是乡土中国的宝贵资源,它像是一座无形的“村庄银行”,诚信就是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“存款”。在这个熟人环境里只要讲承诺守信用,严格用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约束自己,就会积累成一种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社会福利,即“家园红利”。
这个看不见、摸不着,却又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的“家园红利”,在资源配置、矛盾调处、邻里互助、临时救危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,而且代际传承,福荫子孙。遇到急难险事,不须号召动员,邻里就会立即伸出援手。乡里乡亲,急需用钱,“家园红利”积累丰厚的人家不需要写借条、找抵押、付利息,马上伸手可得。
       反之,一旦在这个熟人圈子里失信,他将被熟人社会的成员集体抛弃,甚至祸及子孙。一般没有人敢用“诚信”作为抵押物,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勾当。这种熟人环境积淀的社会福利,是乡村社会自我平衡、自我净化、自我发展的有效机制,是乡村德治的重要内容,对于完善乡村治理价值巨大、意义深远。
       在乡村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,熟人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“家园红利”逐步弱化,校正乡村迷茫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已成当务之急。当前,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,应充分挖掘这一世代积聚的宝贵资源,大力弘扬这种诚信为本的传承精神,重构乡规民约,加强乡村的信用体系建设,让“家园红利”成为打造幸福乡村价值链的重要环链。